两件事情，反映了孔子不保守、不拘泥的理性态度
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最高的道德，也是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具体而言，“中庸”的核心内涵，是讲求原则性、稳定性、适应性与灵活性的高度有机统一，是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前提。依照孔子的观点，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并强调这是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具体的做法是：“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并掌握合适的“度”（所谓“过犹不及”），辩证地看待问题，巧妙地取得平衡，举措合乎分寸，凡事不走极端。这种理性思维，是渗透在孔子几乎所有的思想命题上，像“无形的手”，操控着孔子一切观点的具体表述之中。譬如，在天人关系方面，他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
(资料图)
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尽义务与共享权利的基础之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反对畸轻畸重，片面偏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治国理政方面，既不能一味地用强硬的一手，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加以抑制；要做到文武并用，恩威兼施，宽猛一体，刚柔相济，张弛有章法，仁严有节度：“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在理想追求方面，既汲汲不舍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脚踏实地致力小康，“宪章文武”。总而言之，一切要“允执其中”。最能体现孔子这种“中庸”思想精神的，是孔子对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两事的评价与臧否。这里，孔子的言论可谓典型的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子贡赎人于诸侯与子路拯溺者而受牛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察微篇》，汉代刘向编纂的《新序》《说苑》等文献也曾引用。它们的情节大致如下：子贡赎人于诸侯，讲的是当时鲁国有一条法令规定，鲁国子民在其他诸侯国工作、生活期间，因各种原因（包括经营不善、受欺上当、遭人洗劫、好逸恶劳等等）而一贫如洗沦为奴婢者，其他鲁国人一经发现，有责任有义务筹集资金，将其赎买出来，恢复其自由之身。鉴于赎买奴隶需要一大笔钱，由个人承担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财力上都有些勉为其难，鲁国的法令因此规定：这笔钱先暂由个人垫支，开具发票，回鲁国后，再凭收据到国家财务部门实报实销。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有的，经商有方，生财有道，自己名下的财产多得连王公贵族都妒忌。他一次出国做生意，恰好遇上了一位鲁国公民在该国沦落潦倒，充当奴隶。毕竟是圣门弟子，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就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替该人赎回自由之身。
事情到这里本来一切正常，中规合矩，可子贡头脑一热，接下来的事就变得画蛇添足，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他回到鲁国之后，没有按照国家法令的规定，去国家财务部门报销个人赎买奴隶自由身份的垫支，而是将垫付费用的收据留下，自行承担了这笔费用。
子贡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他十分富有，“接骑连驷”，富可敌国，到了足以与诸侯分庭抗礼的程度，奴隶的赎身费用虽然不菲，但对子贡这样的富豪超款来说，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挂齿，能否报账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二是子贡虽属超款，但毕竟是圣门之风熏陶出来的“儒商”，或许他念及老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圣训”，而准备朝着做“圣人”的方向努力，想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秀人物。在子贡的意识深处，这样的做法才是践行孔门的道义，才是把孔子的教导贯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才算是孔子所期待的好学生的应有表现。当他做出不报账的决定时，一定会闪过如此的念头：这下老师肯定大大地开心了，会把最美好的表扬毫不吝啬地加在我的头上！
然而，孔子知道这一情况后，反应出乎包括子贡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仅没有赞许子贡的行为，反而非常严肃地训斥了子贡一通。他说：任何法律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而道德的标准并不取决于最杰出人士的水平，而是以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与行为准则为鹄的，鲁国赎奴之法也不例外。它制定的初衷，是让尽可能多的鲁国人摆脱奴隶的身份，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其中有关赎金国库报销的规定，则完全是合乎一般正常人道德情操水准的做法。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同情之心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见同胞受苦落难，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予以帮助，使之尽快恢复自由之身。然而，救赎奴隶毕竟要花费一大笔钱，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要他们自己掏腰包来承担，则不免踌躇为难。于是，政府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垫支赎金，后到国库报销的法规，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人们既体现同情心，又为赎金犯难之间的矛盾，使事情获得圆满的解决。
孔子接着指出子贡行为中的问题所在：现在，你的所作所为，彻底违背了国家立法的初衷，完全超越了人们所能接受的道德限度，陈义虽高，却事与愿违，让貌似正确的道德优越，妨碍了问题的解决，在正义的假象下，造成实质上的人道危机。道理非常简单，子贡的做法表面上十分完美，无懈可击，可实际上却根本脱离了正常的道德要求，使绝大多数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效法子贡的做法，由个人来承担数目不菲的赎金，则财力是无法承担的，不免心痛个人的巨大损失；如果不效仿子贡的行为，继续采取先垫支赎金，后找国家财政部门报销，则会感觉自己处于道德的困境，害怕其他人指自己的脊梁骨：人家子贡多高尚，多伟大，他能做到，你为什么这么看重钱财，不能做到无私奉献，自己出钱替奴隶赎身呢？这种道德的压力是无法化解的，也是没有勇气去直面的，这叫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既然自己掏钱不甘心，诚实办事又忧虑遭道德的谴责，于是乎，就干脆视而不见，遇上问题绕着走，见了奴婢同胞躲一边，什么也不做，一切假装不知道，从而免了赔钱的损失，没了千夫所指的尴尬。然而，这样一来，更多的人将沉沦于为奴作婢的苦海，不能得到拯救，国家合乎情理、行之有效的赎奴法令也随之变成一纸空文，形同虚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非常恼火子贡的行为，认为这是虚假的崇高，属于用道德杀人的丑恶。
与贬斥子贡赎奴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对子路受牛之事的肯定和赞扬。
子路受牛说的是：子路一次外出，途经一条河道，发现有一人失足落水，在湍急的河水中苦苦挣扎，行将被淹死。子路是个热心肠的人，孔武有力，大概还有一身好水性，见状便毫不犹豫地飞身跳入河中，费力将那位行将被淹死的人救上岸来。得救者的家人对子路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为了感谢子路的义举，他们登门致谢，同时，还送上一头牛作为谢礼。牛在当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价值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可谓无比重要。以牛作为酬谢之礼，算得上是非常厚重的大礼了。子路见对方诚心诚意相赠，他也不做假客气状，就十分爽直地收下了这份厚礼。
子路的同门师兄弟对子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这中间恐怕不乏妒忌的成分），认为老师孔子经常教育大家要多行善事，扶危济困，不计利益（用后世大儒董仲舒的话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做到施恩不图报。而子路居然坦坦荡荡收下人家的厚礼，违背师训，有碍儒家的门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们纷纷跑到孔子跟前告子路的状，称子路私下受牛，冲淡了他入水救人本身的意义，违背了夫子提倡的为人处世之道，辜负了夫子的多年教育和殷切期望。
令他们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孔子不但没有丝毫责怪子路的意思，反而强调子路的行为才是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应该完全肯定，大力表彰。孔子说：到湍急的河流里拯救溺水者，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子路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救人，得到被救者厚重的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他将牛收下，做得完全正确。同时，救人得厚报，在客观上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这就昭示天下，善有善报，公道自在人心，其他人日后再遇上类似的情况，也会做出同样正确的选择，其结果是正气得到伸张，使更多的人获得重生的机会。
上述两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不保守、不拘泥的理性态度。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孔子认识社会、对待问题、处理矛盾的原则立场和行为方式。他从来不唱什么高调，从来不摆什么架子，而总是能通权达变，设身处地地贴近生活的实际，做出最明智、最实在的选择，找到最平易，同时也是最高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正是他的“中庸”思想方法论，在处理日常生活中具体问题的必有之义。孟子称他为“圣之时者也”，可谓说到点子上了。人因平凡而伟大，因务实而高明，因通达而神圣，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真正的奥秘正在于此！
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人格与气度，来观察某些现象，可以看清一些人的真实面目，洞察其不纯动机。识人之难，古今一律，所以，王安石也曾感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有人将这一现象，精辟地概括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
其实，作伪也好，无耻也罢，终归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时不时听到有这样的案例，老婆生孩子，他不回去照顾；父亲病逝，他不回去送丧。理由是工作很忙碌，故公而忘私，舍身忘家。这显然不合起码的人情，也是把自己抬高到与其他人对立的做法。很难设想，一个人连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冷漠无情，还能够真正关心他人，热爱集体和国家吗？
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人们不能不对这类悖逆基本人情、缺乏基本人性的举动，产生合理的怀疑。这么做，一定是怀有某种不大纯正的动机，是为了实现自己夤缘而上、飞黄腾达的企图，是不折不扣的“作伪”。
庄子说得好：“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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