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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
(相关资料图)
近日，
从吉林大学传来消息，
过去一年，
该校考古团队
在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
除了首次发现2枚
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
还出土了石雕蚕蛹2枚，
这使该遗址自发掘以来，
石雕蚕蛹出土总数达到6枚，
另出土陶制蚕蛹1枚。
此外，
吉大考古团队还在该遗址考古发掘中
发现了很多“石球”，
形如馒头状但形态很小，
形制和“蚕卵”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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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村遗址发现的“石球”疑似“蚕卵”
在运城地区，自古就有着“嫘祖养蚕教民于夏县”的传说，《史记》当中也有着黄帝正妃嫘祖“始蚕”的记载。据了解，2019年以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所出土的石雕蚕蛹等重要发现引发考古、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广泛与高度关注。
在前不久结束的师村遗址2022年考古发掘现场考评活动中，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方启向专家们介绍了年度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2枚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这是该遗址自考古发掘以来的首次发现。
▲距今6000多年的石制蚕茧（资料图）
图源：吉林大学
▲俯瞰师村遗址
“石制蚕茧的发现，与石雕蚕蛹共同揭示着早在6000多年前，在运城盆地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内，蚕在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方启表示。
除石制蚕茧之外，在2022年的考古发掘中，师村遗址还出土石雕蚕蛹2枚，这使该遗址自发掘以来石雕蚕蛹出土总数达到6枚，另出土陶制蚕蛹1枚。
方启介绍，在当日的考评活动中，他还展示了另外一个奇特的发现，引起现场专家们的热烈讨论。
2019年以来，吉大师生在师村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石球”，初步判断为先民狩猎时制作和使用的弹丸类器物。
“但在上一年度的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形如馒头状但形态很小的‘石球’，形制和蚕卵极其相似。就像陆续出土发现的石雕蚕蛹和石制蚕茧一样，这些形如蚕卵的‘石球’很可能是人们因为对蚕的生命充满了兴趣和崇敬，有意加工制作而成。”方启对此提出了新的假设。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本来可以被加工制作为趋近浑圆的“石球”，很多被先民们刻意在底部进行了磨平甚至凹陷的人为加工处理，形态确与真实蚕卵近乎一致。
但能否因此就可以判定其就是石雕蚕卵呢？
相关专家在抱有极大兴趣的同时，希望吉林大学通过未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充实相关依据。
“首先是要根据发掘量的积累来考证，出土发现的基数应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第二，在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对这类‘石球’以‘加工链’的方式进行系统比较，如果在琢制、定型、研磨等加工制作的不同阶段都陆续有新的文物发现，那么就可以对其进行基本的判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说。
结合石雕蚕蛹、石制蚕茧、“石球”蚕卵等重点发现，以及2022年度该遗址主要发掘成果和出土遗物的有关情况，方启对师村遗址其聚落性质与功能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判断。
师村遗址启动发掘工作四年来，吉大师生共发掘面积逾6000余平方米，所发现房址、灰坑等居住和生活设施以及农具、炊具等生产生活用具相对于发掘规模来说并不充分，先民饮食等生活遗留痕迹也不够丰富，种种迹象并不符合一个大型生活聚落所应有的具体要素。
“由此我们认为，师村遗址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生活聚落，而是一处某大型生活聚落旁边专门以养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聚落。而在其附近是否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聚落？2023年即将在此附近开始发掘的辕村遗址，是否就是那个大型生活聚落？两个聚落之间是否存在着生产分工甚至是贸易往来？”方启对2023年的考古发掘充满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对方启的判断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根据现有发掘情况来看，师村遗址的生活气息并不显著，以生产作坊为主的聚落遗址或者是大型生活聚落的生产劳动功能分区，这样的判定符合现有发掘区域的所示情况。”
考评活动组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师村遗址与周边的辕村遗址是否存在其他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仍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掘不断进行揭示，需要通过对两处遗址的不同遗存情况和出土发现来比对判断聚落间是否存在时空的统一，但是以手工业生产作坊聚落来对仰韶文化早期的师村遗址进行定性，是可以成立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2022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吉大师生在师村遗址共发掘房址6座、灰坑600余座、灰沟3条、灰堆2处、墓葬10座、瓮棺8座、窑址3座、柱洞20余个。
出土遗物数量众多，除大量绳纹灰陶、泥质灰陶、彩陶残片外，完整或可复原陶、瓷器共40余件，此外还有陶质生产、生活用具129件，石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共106件，玉石制品19件，骨、蚌器共67件，金属制品共13件。
所获遗存大致可分布于仰韶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东周、汉代等几个时期。
其中，仰韶早期遗存是近年来发掘的距离古盐池最近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遗址，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对于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步入“西阴文化”的历程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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