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15日至17日召开，会议主题为“行稳致远，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4月16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致辞。
针对“数字人民币是否要立法现行？”“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是否要加快发行数字人民币？”“如何理解数字人民币M0的定位？”等业界关注问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进行了逐一回应。
钛媒体总结了周小川发言的核心观点：
1、中国的e—CNY（数字人民币）设计是为了零售，为了百姓商户方便，不是为了替代美元，不排除e—CNY未来可能有跨境支付的前景，估计也会注重于跨境零售的应用。”
2、第三方机构如果想创新，也想做数字货币或者是参与支付系统，那么在不同程度上就要向高标准靠拢。大型科技公司和科技金融公司的发展是有前途的，在支付业有很大的前景，但要讲究诚信，不要耍小聪明，提高自己的质量，向高标准看齐。
3、数字货币不可能一开始太强调高度的一致性，只有在实践中多方案并行，竞争选优，后来到一定阶段有些机构来增强这种通用性，才能强制性地或者是半强制性地推进互通性。
问题1：如何区分和评估CBDC（央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M1货币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有人说央行的货币就是稳定的，央行发行的是M0，商业银行账户里的钱M1是商业性货币，不具有100%的稳定性。周小川认为这个说法是值得质疑的，而且容易引起一些信任上的混乱。商业银行的货币或者说它账户里的资金具有相当高的稳定度，但非100%的稳定。商业银行有的会出问题，有的会破产，破产的时候资金也可能会拿不出来，但是是个别的现象。
如何衡量稳定性？一种衡量是找参照系衡量，这个参照系比如说拿央行的纸币去做衡量，它是不是100%等价？这里涉及到央行货币本身也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100%稳定，因为央行货币稳定不稳定还要看购买力。你也可以采取参照系用SDR、用美元、用大宗商品组合，所以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稳定的坐标系，也不见得拿本国央行的货币做坐标是最为合理的。
周小川以中国香港举例称，商业银行也可以发行M0。但是商业银行特别是发钞行需要达到更高的要求，周小川列举了其中五条要求：第一，很高的资本充足率。第二，商业银行要求有准备金。第三，有存款保险机制，这样保证清盘的时候能够偿付。第四，要有强有力的监管，这些监管对资产负债表，资产方和负债方的质量都有明确的要求，对资产方都有风险权重的安排。第五，公司治理。
周小川强调，第三方机构如果想创新，也想做数字货币或者是参与支付系统，那么在不同程度上就要向高标准靠拢。大型科技公司和科技金融公司的发展是有前途的，在支付业有很大的前景，但要讲究诚信，不要耍小聪明，提高自己的质量，向高标准看齐。
问题2：如何理解中国数字人民币是定位于M0？
周小川谈到，中国央行强调，研发数字货币是为了替代M0，是希望能够在零售环节得到应用，特别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终端给大家提供更大的方便。
另外，央行作为一个很大的机构，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其内部任何业务都需要靠某一个部门去管理，管理M0是一个部门、管理M1是另外一个部门。研发的费用、试点的费用从哪儿出，都是有管理的。所以M0的定位也避免了大家打乱仗，工作就好进行了，这也是一个原因。
此外，周小川认为当前在央行和金融体系中的M1运行是比较正常的，似乎M1改进的空间不那么大。
他还提到，在发展数字货币的早期，没有打算特别想替代金融市场交易，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
问题3：是否应该加快并更多地发行数字货币，特别是跨境数字货币？有人提到，特别是跨境的数字货币，这也与当前地缘政治方面出现的问题相关，希望数字货币在此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周小川科普了人民银行从纸币生产到流向市场的过程，并非是“印了就能出去的”。
有很多人不了解人民银行纸币生产的过程，以为拿印刷机印了就可以用了，其实不是。纸币印完后都放在大仓库，而这个仓库老实说也是奇观，像北京就有全部机器人操作的、高度自动化的立体仓库。仓库内存放两类东西：一类是生产原材料，像纸张、油墨，另外一类是产成品，需要放在库里，不能直接出去。”
然后，产成品通过运输，调配到各个分支行的现金库。到了现金库的现金是由商业银行领取的，商业银行领取或不领取是看自己的M1的供求差，M1的供求差是讲存贷差，更严格来讲是现金存入和现金领出的差别，大额现金领出导致现金流出去，否则，现金就在商业银行或者人民银行的库里放着，就出不去。
周小川强调，中央银行必须使得发行的货币真正在市场上，特别是在零售市场上有运用的需求，而实际上，只有市场对货币有需求中央银行才发得出去，不是说印了就能出去的。
周小川还指出，如果其它支付工具用得好，M0就会下降。比如说现在第三方支付的钱包其实没有真正的货币现金，都是账户式资金，大家觉得不用拿那么多现金，也有替代的关系。
周小川提到，现在有很多国际上的讨论认为中国数字货币发展快，是将来“了不起的武器”，但货币发行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中央银行要通过制度保障、承诺和后援支持来保障发出的货币有购买力，从这个角度看，想把数字货币应用在其它方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像地缘政治问题。
问题4：现在存在着多种方案、多种产品的竞争选优，我们要求有互操作性或者通用性，但是实际上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应该怎么把握这种关系？
周小川认为，要鼓励创新，鼓励新产品研发。研发之后也应该创造一定条件让它们试点。经过试点，有多种方案并且之间存在竞争，就会产生优胜劣汰。但是消失的过程中会不会造成社会问题？会不会有人受损？所以还是要非常小心。
不同于其它制造业和生产领域，货币领域可能更加敏感，不见得那么简单。因此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要注意公平，不能恶意打压对手方，也不能破坏金融基础设施，因为轻易地替代金融基础设施可能造成的风险比较大。竞争带来了优化趋同，最后好的东西就会被选出来，这时要注意的是，创新出来的好东西最开始肯定是缺少通用性或者互操作性，在一定的阶段，还是要有一些主管部门、监管部门或者协会来加强通用性，搞一些通用性的标准和互操作，这样有可能多方并行。
数字货币不可能一开始太强调高度的一致性，只有在实践中多方案并行，竞争选优，后来到一定阶段有些机构来增强这种通用性，才能强制性地或者是半强制性地推进互通性。这也是现在国际上对数字货币的一个做法。
周小川认为，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创新者、BigTech、FinTech不要挪用客户资金。在这种局面下要强调，过一段时间要有机构包括协会能承担这种责任，使得该升级换代的就升级换代，包括加密技术必须升级换代。如果大家要用国产密码，就必须用国产密码，要求达到互通性就必须达到互通性，这个需要有一些外力。
问题5：搞数字货币当前必须要立法先行，要有国际标准吗？
周小川认为，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在研发、创新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把立法搞那么清楚。人民银行负责回收管理发行库和发行基金，如果进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研发出来的属于人民币，并没有说要先立法，不立法就不能有数字人民币，因此冬运会试点的e—CNY没有法律障碍，不要说有法律障碍就不能搞，类似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而第三方发行货币是不行的，要有立法支持，首先要达到高标准才行，但是如果发行的不是M0，是M1类的可能就可以，要是代币性质的就不行。
从《中国人民银行法》来看，发行货币是主权事项，是各个国家自己定义的东西，没说涉及国际标准，所以虽然希望国际组织能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跨境支付标准中起到引导和建立秩序的作用，但是没有法律上的要求说必须先有标准了才能做。
问题6：当前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SWIFT，CIPS,数字货币在中间起到什么作用？
周小川从概念上进行了理清：SWIFT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而是通讯组织。开展支付前需要通过SWIFT进行通讯，支付和清算则是按币种走各国的系统。
CIPS是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清算的系统，系统里融入了一些通讯功能，但使用不多。他表示，数字人民币在设计上是为了零售。不排除数字人民币未来可能有跨境支付的前景，但预计会注重于跨境零售应用。
SWIFT为什么会与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相关？周小川解释说，SWIFT在贸易中能起到很大作用。国际贸易在支付前，需通过通讯解决很多贸易信息问题，包括合同、仓储、运输、规格品种、质量合规等；涉及金融的有支付指令、保函、贸易融资、保理等。
周小川认为，SWIFT并非不可替代，但替代SWIFT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在替代前和过渡期内可能会让贸易受到影响。
他表示，避开SWIFT，在理论上可行。因为它的基础是贸易，实在不行就以物易物，进行易货贸易。但如果在易货贸易中出现差额，还是需要货币。在过去，这种差额可能是记账贸易差额，比如中国和一些国家的差额以瑞士法郎记账。
他认为，SWIFT已经形成了效率和市场规模。一是参与的金融机构数量非常多；二是在保密方面做得很好。如果避开SWIFT另开一个渠道，一是要有过渡期，初期参与家数可能较少、很多通讯难以实现，会影响贸易效率；二是在安全上有顾虑。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蔡鹏程）
